思想解放了，思路也打开了，解决农民安居难题的具体办法也找到了。
原告获得的信息或许不完整（缺少上级审批印章），但就信息内容而言，却是一致的，能够满足原告的实质要求。对于已主动公开的信息，行政机关可以告知当事人获取的方法与途径，如果不增加额外成本，也可以直接提供有关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法律位阶不如《保守国家秘密法》（2010年）和《档案法》（1996年）。[19] 比如澳大利亚，在决定信息公开时，原则上不要求申请人给出用途说明和申请目的。进入专题： 政府信息公开 。[14] 所以，即便是主动公开的信息，当事人不知晓，或者行政机关没有主动公开的，当事人也可以依申请公开。在我看来，这种限制的妥当性只与申请公开的信息数量有关，并通过说明理由的程度来实现。
之所以胜诉率不高，除了个别明显袒护行政机关的外，还有，第一，对当事人的举证要求过于苛严，[1] 而行政机关是否应有此信息，法院又无从查起，全凭行政机关的诚信。实践中，因捆绑上了过错追究和行政问责，非制作的行政机关持有信息，也不愿公开，宁可把当事人呼来唤去，也不愿蹚浑水、沾惹是非。这一联合的思想是为了代表全民族社会：各族各教各地方各阶层各职业，但代表的同时要保持一致的立场，就必然不能直操政权。
也许政体必须首先存在，也许国家统一必须在政党分裂之前，也许这就是使政党相容于统一而不是有害于统一的条件。——都是其社会理论的实践，而其指向则是国家统一，以及在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上国体的延续，其宪政思想正是建筑其上。三民主义，外求民族解放，内求民权与民生，内部的问题也是由外部问题所引发出来的。但是，1937年抗战爆发，邹平的乡村建设陷入危机。
梁漱溟是用社会本位的立场来衡量一切政治问题，在他看来社会大于民族国家，大于阶级，也大于政党。人们所认识的共识是通过下列事实所证明的，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西方的政党体系并没有发挥作用，只是在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解决之后——也就是在宪政统治被接受之后——才运作起来，这也许不是偶然的。
分歧的焦点正在于阶级问题上。我们必须乘此时机，从内部自己奠定永久之统一。伯克明白——而这正体现了他的才华——由于议会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如果议会联合起来——也就是组织‘体面的团体——来反对主权将处于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在此内忧外患之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实践彻底破产，他所设计的抵御现代性负面力量的基础都被它的对立面所吸收。
他们把全部历史说作是阶级斗争史，那恰是为西洋人而说。事前乡农学校固未料到，而曾以乡民以‘绝不带走为担保式之声明者，至此毫无办法，自己落于欺骗民众地位。但是，无论是统一建国同志会，还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打造一个新的政党，而是为了纠集社会上的各种政治力量以避免内战，在这个意义上，他谋求的仍然不是现代中国的所谓宪政运动。吾侪尝自誓永远守定在野营垒，其义在此。
分歧与共识和冲突相关，但与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同。美国的建国之父华盛顿在1789年的告别演讲时强调说：我以最严肃的态度警告你们警惕政党精神的有害影响，……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自由国家中政党是有用的筹码……用来维持自由精神的活力……在一定条件下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在纯粹选举产生的政府中这是一种不应鼓励的精神，否则政府软弱得不能抵御宗派的野心，那么自由就不过只是一个名词而已。
这是因为，梁漱溟关于中国阶级问题的叙述在一般意义上是对的，但是恰恰是在十九世纪末，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居住在城镇里的不在地主比例大大增加，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进入崩解的过程，这才是西方的阶级理论得以立足和发展的现实土壤。梁漱溟的立场和观点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
宗派在分裂一个民族时用凶险的党派意识取代了自由。绅士名流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地主离开土地迁居城镇，它虽然不是造成体系破裂的唯一原因，却加剧了这种破裂，因为仍然留在农村的地主肯定不会表现出更多的儒者的仁爱之心。宪政对于欧美是目的，是从社会内部问题逼出来的，而我们的宪政运动是受外界打击而产生的维新改造运动，却是手段，不是社会本身的要求。他叹息于水灾、旱灾、风灾、虫灾，……任何一种灾，亦没有这‘选灾普遍而深入。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面临崩溃，促使梁漱溟放弃同志会，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实抗战前后，梁漱溟对宪政和政党问题有大量论述，值得今天重新回顾。
所有这些言论，正是梁漱溟一贯思想的延续，那就是中国的党派问题要以统一中国为宗旨，而不能成为分裂的力量。艾凯在《最后的儒家》中认为梁漱溟一方面投身于第三种力量的民主政治中，要求国民党结束党制，一反面却反对自由派的宪政运动，这种非宪政化的民主制是一种令人费解的态度。
但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已经普遍支持梁漱溟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因为没有长子继承权，土地和财产的集中程度并不高，并没有很大的阶级分化。因为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和各种现代化的开支，使得占农民多数的小生产者负担日益沉重，趋于破产。
进入 吕新雨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政 乡村建设 。最早对政党作出定义的两位经典思想家是休谟和伯克，都出自英国。
《剑桥中国晚清史》在最后一章社会变化的潮流中检讨了近代社会的这一变化，作者认为晚清中国社会的变化，尤其体现在土地关系以及地主与佃农关系的恶化上。而梁漱溟也一再表述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就是要为了让共产党不能成功，因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破坏了乡村的统一性。梁漱溟在政协大会上竭力主张所有现役军人脱离党派，邵力子反驳说：这实际上做不到。政协失败，国共两党和谈失败，正是作为宪政的社会前提的失败。
而共产党过高估计阶级斗争，不合大势，是分裂的因素。而当时的政协其实是在国际国内的督迫之下产生的，其目的就是在国共两党之间取得相安之道，促国家实现统一，其道就是把政党的军队交给国家，把它们变成宪政之政党。
吾同人同学几乎不能在社会立足，几乎无颜见人矣。个别团体的存在，是为了代表不同的利益和声音，而其联合才能协力救国建国。
今天坊间和学术界的梁漱溟热，鲜有讨论他的宪政思想及其与乡村建设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却坚决拒绝参加自由主义人士发起的宪政运动。
此社会组织，并非当时的政党和宪政所能够解决的，在内战的前提下，不可能建立所谓宪政。（第677页） 这样的过程其实正是梁漱溟所描述的中国乡村社会解体的过程，但是他否认这是新的阶级关系的出现，而是把它视为一个必须被克服的社会现象，因此他的乡村建设方案的要旨正在于如何消除产生新的阶级冲突的社会条件，这是他改造社会的目的，即重建城乡一体、上（知识阶层）下（农民）一体的社会有机体。1947年，梁漱溟在《观察》上发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引用十年前吴稚晖的话，把即将到来的全国大选称为选灾： 当时吴老看到各地为选举而闹得举国騒然，鸡犬不宁，公私耗财之巨，社会风纪秩序破坏之烈，乡里友好结怨成仇，伤亡而继之以词讼，精神物质一切损失之无法计算。斗争自是共产党的拿手戏。
这个政治原则和宗教原则相区分的观点为伯克的政党定义开辟了道路，而伯克的著名定义是： 政党是建立在一些人们集体认同的特别的原则之上、以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的联合起来的实体。他只是为了当前时势需要，而作此联合行动。
因此，梁漱溟强调说，这一联合的团体，与其他国家的宪政体制，即联合内阁混合内阁或举国一致内阁全非一事，若以孙中山先生学说解释之，则此联合体所有者为权，而政府所有者为能。这个体系曾经保持过农村社会上下一条心，此时则越来越破裂了。
大家好像说，‘选举怎能不办？要行宪政既成了天经地义，宪政则必从选举作起。从理论上说，西方政党合法性的获得恰恰是以克服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为前提的，在《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中，萨托利追溯了政党从宗派到政党的起源和发展，指出政党这个词汇的出现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情，而且最早都背负着宗派主义的毒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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